根据《关于案例指导工作的规定》，对于最高法院发布的指导性案例，各级法院审判类似案例时应当参照。由于我国是成文法国家，法官判案的主要依据是制定法，如何参照指导性案例就值得研究。从案例指导制度的性质看，具有指导作用的指导性案例依附于法律条文，体现为对特定法律条文的具体解释，从而在法官寻找和发现裁判规范的过程中，为其提供线索和指向，辅助法官找到恰当的制定法依据。但对法律条文的解释可能不是一种，与特定法律条文关联的指导性案例也可能不只一个，法官时常需要在两种或两种以上的解释结论或相关指导性案例提供的指引中作出选择。所以，运用类比推理，通过案情的比对，找到与当下待决案件最为接近的指导性案例，并将法律针对指导性案例所赋予的规则转用于该待决案件，便成为指导性案例参照适用的基本方式。
案情相似性的判断
参照指导性案例判案的首要环节，是在与制定法条文相关联的若干指导性案例中寻找到与待决案件最为相似的一个。这就需要对待决案件与指导性案例中的法律事实进行分析和选择，判断两者的案情相似性。
笔者认为，在待决案件与指导性案例的必要事实的判断上，应当满足以下两个基本条件：（1）待决案件在所有必要事实上与指导性案例已经判定的必要事实全都相一致。（2）待决案件与指导性案例的其他不同之处，不足以排斥或推翻上述法定评价。这些条件从正反两方面对案件必要事实相似性的判断作了限定。如果待决案件与指导性案例之间的必要事实经过比较，满足这两个基本条件，那么，就可以认为两者的案情是相似的，就可以把法律针对指导性案例所赋予的规则，转用于与指导性案例相类似的待决案件。
值得注意的是，运用指导性案例意味着法官无法直接从法律条文中通过演绎推理的方法直接得出案件的裁判结论，同时也无法通过归纳推理解决问题，所以要以类比推理作基础，在众多先前案例中选择最具有相似性的指导性案例来指导待决案件的审判。类比推理作为辩证推理的一种，侧重于对法律规定和案件事实的实质性内容进行价值评判。因此，包含价值判断、利益衡量、政策考量等内容的情势权衡原则在认定案件相似性的过程中具有了重要的实际意义。
由此可见，案件相似性的判断过程，就是按照一定的价值标准，在若干具有关联性的指导性案例中选择、确定与待决案件事实最为接近、裁判效果最好的一个，从而参照适用。为了找到这样的指导性案例，在司法实践中应当特别注意以下几点：
其次，从案件的必要事实及实质构成要件来判断。一个案件的事实要素涉及方方面面，在案情比对时又不能也不应当全部地、逐一地进行，应注意区分案件的必要事实与非必要事实，避免因过于拘泥纷繁的非必要事实，而放弃了从整体上对案情作出判断。应当注意把握案件的必要事实及形成判决基础的构成要件，并在此基础上判断指导性案例中法律解释方案的合理性或实质性理由，进而决定是否适用该指导性案例。
最后，正确处理事实、规范与价值之间的关系。指导性案例的适用不仅是一门知识，也是一门技艺，需要法官在事实、规范和价值之间不断地寻觅。在实际运用中，要注意准确判断案件的相似性，结合待决案件的具体情况客观地评价指导性案例的解释结论，并立足于法律的基本精神、立法目的和预设价值，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全面把握，审慎认定，权衡情势，作出判断，确保运用指导性案例进行法律推理的实质合理性，推动待决案件法律适用及裁判结果的正当性。
指导性案例的援用
一般说来，任何生效判决的法律效力都是直接针对特定案件本身的，不会涉及其他的案件。只有在该案被作为先例而援引入其他案件的审理过程，才有可能对其他案件的裁判产生实质上的效力。指导性案例没有被援引，就难以称之为先例，也就不好说现实审判已参照指导性案例了。而且，如果指导性案例不能被法官在裁判文书中引用，法官就可以不理会指导性案例，当事人、律师以及检察官也会觉得它对当下的案件没有意义而不予重视，这样只会导致指导性案例如同目前一些法院发布的典型案例一样，仅仅是形式上的指导，并无实质性的意义。从国外经验看，姑且不论英美普通法体系中，法官经常将先例直接作为案件裁判的法律依据，即便是大陆法系国家，将判例引入法院判决的情形也比比皆是，这正体现了其判例的事实拘束力。同样的道理，对于指导性案例而言，法官决定适用指导性案例对待决案件进行处理，最终也要体现为援用指导性案例并在裁判文书中加以适当的表述。
此外，在我国，在裁判文书中明确地引用法官参照适用的指导性案例，其意义还不止于落实指导性案例的效力。在笔者看来，它至少还可能起到以下实际作用：（1）可以让当事人全面地了解案件裁判的真正理由，落实司法公开原则，从而促使当事人息诉服判。（2）可以保持人民法院审判的一致性和连贯性，推动法律适用的统一，贯彻社会主义法治原则。（3）可以增强裁判文书的说理性，提高司法的公信力和审判效率。（4）有助于法律人共同体整合司法经验，统一法律认识，提高业务素质等。
当然，我们也要认识到单纯地关注裁判要点的局限性。因为案例编写者并不一定是案件主审法官，姑且不论其可能存在对裁判要点归纳不准、提取不当的情况，由于案例指导规则具有的高度概括性和抽象性，省略了鲜活的案件事实，可能会遗漏案例本身具有指导性的一些法律命题，而导致人们对案例理解与适用上的片面性。所以，在重点关注指导性案例的裁判要点的同时，也不能忽视案例本身在事实认定、判决说理与案例评析等其他方面可能具有的更为丰富的法律信息，通常应当将裁判要点与指导性案例的整体结合起来理解与运用。
从笔者的调研情况看，在实践中，法官们也愿意关注案例裁判要旨或裁判规则以外的其他法律资源，比如作为指导性案例的判决书原文，特别是这些判决书原文中的法律论证或推理部分，他们期望从中找到可用于当下待决案件的裁判思路、推理方法等。所以，指导性案例的援用虽然重点在于裁判要点，但又不能拘泥这一点，而忽视了案例中其他更为丰富的内容。在具体运用指导性案例时还应当将裁判要点与案例整体结合起来把握，只有这样才能准确地发现与理解指导性案例的指导意义。
我国是成文法国家，成文法是正式的法律渊源，而指导性案例不是。因为指导性案例本身不具有法律拘束力，故不能作为裁判依据来援引，但作为判决理由加以援引，却是值得认真对待的。裁判的核心实际上就是法官的说理论证。如果运用指导性案例强化法官的说理论证，显然有助于提升裁判的说服力和权威性。最高法院和最高检察院组织编撰的《中国案例指导》丛书在前言中曾指出过：“虽然这些案例不能作为裁判的直接法律依据，但是法官、检察官和律师可以作为裁判理由或者法庭辩论理由引用”。这也从一个侧面肯定了指导性案例作为裁判说理的理由而援引的意见。其引用的模式就是：由于指导性案例是这样理解和适用法律的，而本案的情形与指导性案例相同或类似，所以，本案也应当像指导性案例一样理解和适用法律，从而作出相对一致的裁判。
引述指导性案例的重点虽是裁判要点，但准确理解和把握指导性案例的指导意义，又不能完全脱离指导性案例所依托的案件事实和关键证据、裁判的说理论证以及案例的评析等内容。而我们所说的指导性案例可以作为判决理由加以援引，援引的不仅是指导性案例的裁判结果，更是其裁判的论说依据。所以，法官在裁判文书中虽然不用详细表述案情比对理由，但在形成裁判结论的过程中，例如，合议庭合议时，有必要详细讨论指导性案例的具体运用过程，包括案情如何比对、裁判规则如何理解以及如何适用于当下待决案件等，并记录在合议笔录中备查；对特别复杂的案情比对，甚至有必要另行制作案情比对意见留存于本案的附卷。
在裁判文书中引述只是指导性案例援用的一方面，不仅如此，在法庭审判中，当事人、律师和检察官都可以使用指导性案例作为法庭辩论及发表法律意见的理由、依据，法官也应在裁判文书中对他们提出的适用或不适用具体指导性案例的意见进行回应，阐明适用、不适用或排除适用指导性案例的理由，以及引用相关指导性案例来论证案件裁判结果等。从大陆法系国家来看，判例援引的前提是对诉争案件与判例之间的类似性程度有着正确的判断。由于中国案例指导制度重点关注法律适用的合理性论证，且案例本身主要体现为具有抽象性和形式性的裁判规则，其事实与结论之间的联结要求一般不像事实与规范交织在一起的英美判例法那样严格，那样充满技艺性，因此，在类似性的判断上，一般不会存在较大的识别困难。
指导性案例的排除适用
1．区别前后案。即尽量找出目前待决案件与指导性案例在案件事实上的差异性，从而排除该指导性案例的适用。指导性案例的指导性在于其所确立的指导规则或法律解决方法的合理性，而该指导规则或解释方案之合理性的基础是案件事实。一旦案件事实的条件发生变化，则据此确立的指导规则或解释方案的合理性势必因为该条件的改变或丧失而失去了合理化基础。如勉强参照该指导性案例判案，将可能导致判决的不公正，故需要排除适用。
2．指出指导性案例规则的模糊或不明之处，拒绝遵从该指导性案例，从而排除其对待决案件的适用，或者对其作出釜底抽薪式的解释，即案例从表面看仍具有指导性，但该指导性已被赋予新的含义，引出新的规则。
3．宣布指导性案例与法律的基本原则相冲突，从而直接避开该指导性案例的适用。
4．在指导性案例发生冲突时选择其一从而避开其他不当的指导性案例的适用，包括选择指导性案例从而避开了较低级别的参考性案例，选择在后的指导性案例从而避开在前的指导性案例等。
5．因原有指导性案例的裁判规则被制定法所直接吸收、推翻或替代而不再适用该指导性案例。
6．直接宣布案例的指导性已过时，不再适应于司法、社会的实际需要或者其适用法律是不当的、错误的，而代之以新的指导性案例等。
一般说来，指导性案例一旦确定，便具有了纵向的事实拘束力及一定的横向说服力，各级法院不得非经法定程序任意否决或拒绝适用。所以，对指导性案例的排除，必须慎而又慎，实践中应当特别地防止恶意的规避适用。对此，我们可以借鉴意大利的区分论证责任制度、德国的判例背离报告制度以及德、日的严格审理程序制度等，通过构建以下保障机制，予以必要的规制：
首先，如果法官参照了指导性案例判案，可视为其已经履行了说明裁判理由的义务；如果拒绝或排除指导性案例所表达的法律解释规则或解决方案，则必须提出特别妥当的、充分的理由来论证自己的判决，否则不能拒绝或排除指导性案例的指导。
其次，当法官要背离指导性案例，尤其是若干连续一致的指导性案例而另行判决时，应当报告给上级法院以接受监督。非经报告的背离判决，可以构成当事人上诉、检察院抗诉以及二审改判或者发回重审乃至提起再审的事由。当然，二审或再审是否因此需要改判或发回重审，还应当从程序公正的角度，根据刑事诉讼法及最高法院有关审判程序及证据使用的规定，区别情况分别处理。
再次，进一步严格审理程序。背离指导性案例判决的案件，原则上应由审判员组成的合议庭审理，并提请本院审判委员会审议决定等。
【作者简介】
于同志，单位为中国应用法学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