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看守所条例》第二十八条的规定：嫌疑人在羁押期间，经办案机关同意，并经公安机关批准，可以与近亲属通信，会见。但在事实上，目前除了办案单位对于未成年人犯罪等案件，出于“亲情劝解”达到感化教育的目的，安排其近亲属、监护人会见以外，其他的未决人员都享受不到这样的权利。而犯罪嫌疑人从被刑事拘留或被逮捕之日起，一直至判决生效，少则三四个月，多则一年多，无法与家人会见，其近亲属也无法知道其亲人在看守所的有关情况。
笔者经调查了解到，办案单位没有或者很少安排未决人员与近亲属会见的主要原因是：有些办案人员一怕增加麻烦，特别是无形之中增加了工作量；二怕泄露案情，不利于办案，因而消极地认为，赋予未决人员近亲属会见权只有害处没有益处。
笔者认为，在刑事诉讼中保障未决人员的近亲属会见权是十分必要的。
一是从法律规定看，我国法律对此不但没有禁止性的规定，而且在《看守所条例》中作出了具体的规定，因而我们不能人为地剥夺未决人员与近亲属的会见权；二是从司法实践看，近亲属的教育感化往往是查清案情，加快办案进度的催化剂。未决人员在亲情的感召下容易消除“破罐子破摔”的消极情绪，有利于其主动认罪甚至主动坦白交代余罪；三是从人性化管理角度看，关押在看守所的未决人员迫切需要来自亲情的关爱。通过未决人员与近亲属的会见，不但可以稳定他们的思想情绪，构建内外教育相结合的桥梁，促使他们在看守所真心悔过，而且还能促使其自觉服从管教人员的管理，达到维护监管秩序的目的；四是从保证办案质量、强化执法监督的需要看，未决人员在没有享受会见权时，他们选择申诉的对象只能是管教人员和检察官，但是他们往往又心存疑虑，因为他们所控告的对象一般也都是公、检、法办案人员，这就难免会产生不愿讲、不敢讲等想法，然而让未决人员与其近亲属会见，他们就大可不必顾虑，可以委托其亲人向有关单位控告申诉，从而加强了对办案人员的执法监督，这对提高案件质量，维护公平正义很有益处，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也是扩大社会监督的一条良好途径。
徐德高陆仲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