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二条对判决的种类进行了立法识别，将有罪判决、无罪判决以及证据不足的无罪判决作为并列的三款分别予以规定。立法对无罪判决、特别是对证据不足的无罪判决的明文规定，也许有当时特定条件下的历史意义，即强调区别无罪以及证据不足无罪判决的必须性。然而，这种规定在实践中有明显的消极作用。
首先，它混淆了概念外延。有罪与无罪，是相互排斥的两个结论，非此即彼，不存在第三种可能。无罪与证据不足无罪则是种与属的关系，后者包涵于无罪之中，在性质上不能与有罪或无罪并列。而第一百六十二条的表述，则有将有罪、无罪、证据不足无罪视为平级概念，逻辑上出现混乱。
其次，它背离了刑事法的基本原理。无罪推定虽然尚未被我国刑事诉讼法完全采纳，但是它的主要精神已在刑事诉讼法第十二条等条文中得到体现，更重要的在于，无罪推定是一项公认的原则。这意味着，在不能认定为有罪的情形下，公民自然无罪、当然无罪，与之相应，国家承担指控犯罪的举证责任，公民无证明自身无罪的义务。检察机关既然未能完全证实被告人有罪，就应在法律上彻底认定被告人无罪，而不应留条“尾巴”。
最后，它有明显的误导效应。由于该条第三款将证据不足无罪单列，明显区别于第二款“清清白白”的无罪，意味着行为人仍未洗脱违法犯罪的嫌疑，只不过是因暂时的证据不足而逃脱了制裁。这种导向使公众对行为人极易另眼相看甚至歧视，施以道德制裁和负担，更严重的危害还在于，司法机关容易受此意识支配，无休止地变相继续诉讼，如变更强制措施、重复立案、侦而不结，等等，从而严重侵犯公民权利。
笔者认为，应修改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二条无罪判决的有关规定，将第一百六十二条的第二款和第三款合并，表述为“依据法律以及相关证据不能认定被告人有罪的，应当作出无罪判决”。
(作者单位:浙江省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检察院)徐国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