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熟人社会”这个词，一般认为是费孝通先生在其名著《乡土中国》中率先提出来的，费先生认为：中国传统社会是一个熟人社会，其特点是人与人之间有着一种私人关系，人与人通过这种关系联系起来，构成一张张关系网。背景和关系，就是熟人社会的典型话语。“熟人好办事”的说法，也正是对熟人社会的一种朴素表达。
随着城市化进程的不断加快，我们越来越快地由“熟人社会”走向“陌生人社会”，然而几千年来，对“熟人社会”中关系、后门的高度认同感，却从远没有随之城市化进程的推进而远去。
在刑事诉讼中，“熟人社会”的形成，在一定程度上可能是造成浙江叔侄冤案的关键。
事件中，颇令人“传颂”的是杭州政法界的“三大女杀手”之说，即公安预审大队女大队长、检察院批捕处女处长、法院刑庭女庭长，这三个人的工作可以将一个杀人犯处以死刑。侦查、起诉和审判是刑事诉讼过程中的必经环节，也是最为重要的环节，对于有必要逮捕的嫌疑人，批准逮捕，这属于检察院工作范畴，一旦对嫌疑人批准逮捕了，那么这不仅仅传递了犯罪嫌疑人人身危险性大小的信号，有必要关押后进行侦查，事实上，也可能传递后期刑罚的信号，否则何以要进行逮捕呢。
刑事诉讼过程，是一个“国家垄断”、高度专业化、参与者极小的程序，整个刑事诉讼都统筹于国家制定的法律，并以刑罚为武器，既保护人民，又惩治犯罪，换句话说，刑事诉讼属于国家专有的一门高精尖武器。时刻震撼着怀有侥幸心理的犯罪分子。为了保证这门武器的使用快速、准确、合法，国家制定了相关法律和程序，用于内部监督。然而，在长期的工作交往和交流中，处于一条政法战线上的人，几乎形成了不是同事的同事关系，甚至比同事还要同事的关系。
关系良好、配合默契、专业娴熟，当然有利于工作的开展，有利于同违法犯罪的行为做斗争，最终保护人民。可是一旦“好久了”、“太默契了”，难免形成一种“关系”，这种“关系”依托工作关系，辅以教育、乡邻、兴趣爱好、级别等关系，经过多年的发酵、孕育，不断变得牢靠。最终形成刑事诉讼中的一种“熟人社会”。也就是说，一个人的人身自由、物质财富、社会危险性大小甚至生命经过那么几个十分熟识的人的工作，一圈走下来，就可以以国家的名义定性了。以“小人之心”大胆猜测下，这种默契下，个别人万一守不住道德和法律的底线，是不是可能在一些案件中“有所作为”呢？而这种“有所作为”又借助其娴熟的技巧，十分适宜地掩藏在正当程序调取的证据之中，即便被嗅出“猫腻”，是不是也可能在这种默契之下，后续工作者以“视而不见”维护关系的良好运行呢？最终“一站到底”呢？侦查机关立案与否的权力、侦查期间调取相关证据证实其人身危险性的手腕，检察机关不起诉和审判机关量刑等，都辅以一定的自由裁量权以保证程序更好运行，是否在这种默契下，对待不同的刑事案件，以案件自身特点，恰如其分地消化在不同的刑事诉讼过程中呢？一些有着显著名声的执法者，会不会为了保持业界的良好名声，依托刑事诉讼中“熟人社会”的“默契”，一撮而就，借助专业和科技的外衣，包裹一个个虚伪的证据，最终铸成错案呢？
虽然法律规定越来越严谨，对程序正当化的要求越来越规范，法律职业者的素养也越来越苛刻，然而刑事诉讼的圈子太小，时间久了，人与人之间关系太熟，我们是知道的，米饭熟到一定程度可能最适合吃，而一旦过了火候，就可能烧焦、烧糊。
刑事诉讼中，一旦形成了“熟人社会”，就可能形成了一层层的关系、后门、渠道，给执法办案形成了一层层的阻力，也可能将错就错，铸成大错，更可能会有一些违法分子借住内应溜之大吉、逃之夭夭、金蝉脱壳。当然“生一利，必生一弊“，有制度，就有钻制度空子的家伙。并不畏惧违法犯罪分子，却可能苦于对内鬼的难以惩治，而嗟叹不已。
面对杭州政法界“三大女杀手”铸就的一个冤案，或许真没必要太多伤感，更不需要对政法工作辅以过多遐想，于张氏叔侄当然可悲，于社会大众，最终有益。事实上，法治是在不断进步，进步速度也是高速的。这种进步的一个重要因素，就是在一个个错案之下，开展一次次纠错工作，进行的一次次“自我排毒”。试问？没有绊脚石把人绊倒，哪有垫脚石让人站的更高呢？
【作者简介】
余响铃，单位为武汉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