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行法律规定将侵占罪举证义务和起诉权全部给予被害人，不完全符合现阶段中国国情。笔者建议对该罪规定“具有严重社会危害情况下，公安机关予以侦查，检察机关予以公诉”的但书条款。
首先，侵占罪最高刑为五年有期徒刑，并处罚金。而其余四种告诉才处理罪名，被害人享有自由处分权的，最高刑期为三年或二年以下有期徒刑，对具有严重社会危害性的均附有但书条款。将侵占罪处分权完全给予被害人，未能体现法律严肃性，规定但书条款更为适宜。
其次，随着经济飞速发展，众多侵占案件标的额较盗窃案件、诈骗案件多数倍、数十倍，被害人损失更为惨重，社会危害更甚，仅有原告起诉显然太过薄弱。没有公安、检察机关介入，极有可能放纵犯罪，助长犯罪分子气焰，不利和谐社会构建，容易激化社会矛盾。而如果以侵占罪立案、侦查、批捕、公诉，公安、检察机关又师出无名，没有法律依据。
再次，侵占罪在特定情形下，纳入公诉范畴，可使被害人权益救济力度更大，更及时。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一百八十八条规定，被告人下落不明，证据不充分，法院均会说服原告撤回起诉，或是裁定驳回起诉。审理过程中，被告下落不明的，应当中止审理。实践中，大多数被告人占有被害人的财物后即逃匿，被害人往往千方百计却不能找到被告人。如果将侵占罪侦查权赋予公安机关，获取被告人行踪的途径会更多。侵占罪举证责任适用“谁主张谁举证”，而其余4种告诉才处理的案件中证据的特点为或具有公然性，或存在痕迹，或具有持续性，显然侵占罪被害人获取被告人非法占有的证据更具难度。且被害人往往事前防范意识差，事后举证意识不强，举证能力不足。特别是标的额巨大、情节复杂的案件更是如此。即使申请法院调取证据，也需要说明调取证据理由、证据存放地点、证据内容、实践中原告未必具备提供足够相关信息的条件，而公安机关侦查、获取证据手段更多、更专业，介入后被害人权益可以得到更好救济。
最后，侵占罪适当纳入公诉范畴，可避免司法实务中的一些障碍。根据刑事诉讼法规定，公检法三机关对于报案、控告、举报都应当受理，认为有犯罪事实需要追究刑事责任的时候，应当立案。在案件最初以其他罪名进行侦查、批捕、公诉，最终被法院认定为侵占罪情况下，公安、检察机关会陷入尴尬境地。同样是犯罪，但法律却没有明确公安、检察机关具备侵占罪侦查、检察权，行为合法性会受到公众质疑。著名的“梁丽捡金案”，最终检察机关认定为侵占更符合案件事实，作出不起诉决定，梁丽是否能提起国家赔偿就曾引起热议。
(作者单位:江西省定南县人民检察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