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法第三百零七条规定：“以暴力、威胁、贿买等方法阻止证人作证或者指使他人作伪证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情节严重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由于刑法第三百零七条中的“以暴力、威胁、贿买等方法阻止”的是“证人”作证，而不是“他人”作证，致使实践中司法人员对阻碍被害人作证等情形难以定性。比如有这样一则案例：犯罪嫌疑人刘某、汪某与殷某是好朋友，2004年6月初，殷某的儿子涉嫌强奸罪被公安机关拘留，殷某遂请刘某对被害妇女李某“做工作”，企图将其子的强奸行为性质改为通奸，以此逃避法律惩处。刘某一口答应，并找到被害人李某劝说并要求李改证言，称自己与犯罪嫌疑人殷某发生性行为是自愿的，并将殷某提供的2000元现金给了李某。后李某在有关机关调查时按刘某的授意推翻原有陈述。为使该案彻底翻过来，犯罪嫌疑人殷某又指使汪某两次找到被害人李某，采用言语威胁与支付赔偿费5000元的手法，要求李某马上到外地去“进行新的生活”。在威胁、贿买下，李某离开本地，去向不明，致使强奸案的诉讼工作无法进行，此案由此搁置下来。
对本案刘某、汪某是否涉嫌妨害作证罪，案件讨论中争议较大。持不同意见者认为，刑法第三百零七条的“妨害作证罪”规定的“以暴力、威胁、贿买等方法”阻止的是证人作证，而按照刑事诉讼法第八十二条规定，被害人是“当事人”之一，证人则属于“诉讼参与人”的范畴，被害人显然不同于证人，按照罪刑法定原则，刘某、汪某不构成妨害作证罪。然而，笔者认为，刘某、汪某为使殷某逃避法律惩处，采用威胁、贿买的手法，阻止被害人作证，已严重妨害了司法机关的正常活动，其行为具有一定的社会危害性，完全符合妨害作证罪的立法原意，应予追究刑事责任。为有效打击此类犯罪，做到有法可循，建议将刑法第三百零七条第一款中的“阻止证人作证”中的“证人”改为“他人”，因“他人”含义为“别人”，包括被害人在内，这样就不会出现上述疏漏了。
陈捷马锦生